名師專欄

社會信任與社會資本-從傳統到現代(1)icon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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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的社會後果

現代經濟成長是人均所得持續增加的現象,而人均所得持續增加則是技術進步使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的結果。經濟成長導致都市化,引起社會結構變化,人際關係改變,社會的倫理需要亦隨之改變。

世界銀行2003年《世界發展報告》有下面一段觀察:「過去150年最重要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變革,是從閉塞、排外、墨守成規的農村社會轉變為開放、包容、創新為念的都市文化。」對於此一重要社會經濟現象,世銀報告在腳註中補充說:「人口從農村移居城市經歷以下四個階段,即:不同背景的人一起來到城市之初的「成形期」(forming),他們的不同理念彼此衝突的「風暴期」(storming),不斷演進、漸為大家接受的「規範期」(norming),以及建設性行為取代破壞性行為的「表現期」(performing),結果使城市成為不同文化齊聚,共同發展出相容的價值配合不同理念,為不同次級社群提供專業與創造空間的中心。」

人口移動引起社會結構與人際關係改變,並非立刻可以發展出與之配合的倫理覺省,而且新倫理所需要的制度條件,亦需要時間才能漸趨完備。世銀2002年《世界發展報告》引用下面一首詩,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社會條件尚未發展成熟時,可能發生的一些問題:
「如果我認識你你也認識我,那麼我們的意見就會很少分歧,然而我們尚未握過手,所以不免常有誤會。只要我們都有心做對的事,又誠心誠意對待,那麼就很少事可抱怨。如果我認識你你也認識我,那麼當我們貨物誤送,或給你的帳單發生差錯,你就會免於氣惱。如果我認識你你也認識我,那麼當支票未及送來,而顧客連招呼也未打,我們也不會擔心只會等待。如果我認識你你也認識我。」1

然而經濟發展在進入已開發的境界(developed status)之,先帶我們進入陌生而缺少信任(trust)的社會環境。

台灣光復之初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體,1952年56%的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工作。經歷1950年代和60年代發展勞力密集工業,1970年代發展資本密集工業,經濟迅速成長,1980年代進入技術密集的科技產業年代。1980年農業勞動力下降到19.5%,而工業部門和服務部門的勞動力超過80%,然而不少人的生活習慣仍停留在傳統農業時代。因為技術改變容易,制度改變難,心態改變更難。

1981年3月曾經擔任經濟部長、財政部長、當時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負責國家應用科技發展的李國鼎應邀在「中國社會學社」年會演講。他講到我國向稱禮儀之邦,自古以來重視倫理,但往往只重視和認識的人之間的倫理,對不認識的人則較少倫理的考慮,甚至侵犯到他們的權益也不以為意,至於對不認識、甚至不知為誰的群體更是如此;因此不容易建立一個誠信可靠的環境,以利經濟發展的順利進行。

李國鼎引用交通部長林金生說過的一個故事。外國人問一位計程車司機說:「你們中國人一向講禮讓,進門不肯先走,吃飯不肯坐上位,大家讓來讓去,為什麼你開車一點都不讓?」計程車司機說:「我又不認識他們,為什麼要讓?」

李國鼎還引用一則報紙上的故事。爸爸罵兒子:「你真不知羞恥!為什麼偷人家鉛筆?爸爸從公司拿回來那麼多還不夠你用嗎?」

李國鼎在演說中提出第六倫的主張,不久又在報紙發表專文,對他的第六倫提出完整的論述,引起熱烈反應。2

第六倫當然是相對於傳統的五倫而言,包括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和君臣,是個人與熟識的特定對象之間的關係。第六倫是個人與不認識、甚至不知是誰的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

李國鼎說:「經濟發展使個人從熟人的世界走入陌生人的世界,從特殊的關係轉向一般的關係。」他引用蔣中正總統說,群體生活需要「約束自我,尊重他人,服從公意,愛護全體。」他並提出下列具體建議:
  • 對公共財物應節儉廉潔,以消除浪費與貪污;
  • 對公共環境應維護,以消除污染;
  • 對公共秩序應遵守,以消除髒亂;
  • 對不確定第三者的權益應維護與尊重;
  • 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也應給予公平的機會,不加以歧視。
 
傳統倫理與第六倫的爭議

李國鼎提出第六倫的主張雖然得到社會廣泛的支持,但也有不少精研儒家思想的學者不以為然。就在李國鼎的〈經濟發展與倫理建設〉1981年3月28日於《聯合報》刊出的第二天,中華孔孟學會故理事長陳立夫就傳給他一張紙條,指他對儒家的倫理思想缺少了解。

其實李國鼎並未說儒家思想不重視和陌生人之間的倫理,他所說的是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情形。關於我國傳統倫理與第六倫的爭議,也許可分以下三個層次討論較為清楚。

第一,儒家的核心價值是仁和恕。《論語》「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仁是寬廣的愛心,存關懷別人的心,做有利別人的事。人人皆有關愛之心,所以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然而仁沒有止境,不只心中存仁,而且要行仁,就是加以實踐。所以孔子不輕易許人。《論語》「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者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用以使人。」(陽貨)仁需要添加許多德行才能完成,這是何等困難。

恕是將心比心,推己及人。《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恕和仁比起來是較低的要求,但也一樣不容易做到。《論語》「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公冶長)

仁與恕都是普世價值,並不是只有我們中國才這樣主張。我們如果把儒家的仁和恕與英哲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公平(justice)和仁慈(beneficence)相比較,則仁接近史密斯的仁慈,恕接近史密斯的公平;公平是不減少別人的利益,仁慈是增加別人的利益。廣義的仁可以包括恕在內。因為一個常常關心別人利益、想要增加別人利益的人,怎麼會把自己不喜歡的事加到別人身上呢?

在這裡,最重要的是仁和恕都是一般性(general)倫理項目,對所有人都適用,並不分識與不識或親疏遠近。在一般性倫理項目外,又有個別性(specific)項目,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等。

第二,雖然仁是普遍的愛心,但愛心隨對象不同,的確是有差別的。史密斯認為人的天性除了自己以外,最關心的是家庭。我們對家人的關切勝於對大多數外人。在家庭中,對子女又比對父母更多同情和感應,對子女的無微不至也勝於對父母的尊敬和感恩。這一點恐怕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我國傳統觀念很難接受的。史密斯的解釋是兒童的生存全賴父母照顧,但父母的生存並非天生依賴子女。(所以老天爺在DNA中如此安排。)在大自然眼中兒童似乎比老人更重要,也往往激發更強烈、更普遍的關懷。史密斯這一觀察和孟子「孺子將入於井」的心境是一致的。3問題是因人而異的差別倫理應不應該有一下限,而這個下限應該在哪裡呢?

《論語》中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下面這則故事:「葉公問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正直是一種美德,但舉發父親的罪行有違孝道,不能算正直。反而是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直在其中。

不過父親「攘羊」應只是輕微的犯行,如果父親犯下的是殺人大罪呢?《孟子》有下面一段故事值得討論:「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盡心)
凡讀過《孟子》的人都知道,瞽瞍並非善類,而且常算計舜,算不上慈父。壞蛋父親殺了人,皇帝兒子拋棄皇位,背負他逃到海濱,大概不可能有天倫之樂可享,只是盡做兒子的孝心。孟子的選擇似乎狡辯的成分比嚴肅做倫理抉擇的成分多。

原則上舜可以有以下三種選擇:(一)利用職權,幫助瞽瞍脫罪;(二)拋棄王位,背負瞽瞍而逃;(三)尊重司法公正,不做積極營救。由於「法務部長」是皋陶,第一個選擇大概做不到,而且也不會這樣做。舜拿王位的榮華富貴和孝親比,因而選擇第二項,如果他將心比心,考慮到人命關天、司法公正,就應選擇第三項才對。

儒家主張愛有差等。孟子闢楊距墨,他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滕文公)楊朱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沒有社會觀念;墨翟兼愛,把路人當成家人一樣看待,沒有家庭觀念。這兩種主張前者不符合人性之利他關懷,後者不符合優先愛護自己的親人,所以孟子罵他們是禽獸。其實我們常聽說的「有關係就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就有關係」的嘲諷,並不是只對中華文化下的台灣和大陸才適用,倫理有差別在所有國家都一樣,不過有程度上的不同,而且制度越健全,差別越小。

第三,在現實生活中,發展中國家的個人和企業,進入現代制度尚待建構、缺少信任的惡質社會環境,面對激烈的生存競爭,讓倫理受到很大的考驗,特別是當受到傷害者是陌生人或不確定的群體之時。因為(一)如果受到傷害的是不認識甚至不確知是誰的陌生者,比直接面對熟識的人較少羞愧感;(二)如果受到傷害的是不確定的群體,則損害分散,每個人受到的損失小,比較不會引起計較,甚至根本未察覺;(三)如果受到傷害的是自然環境,則其負面的影響費時而迂迴,不一定降臨到自己身上;而且所謂「大自然的反撲」由大家承受,「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自有人出來尋求化解之道。《孟子》中有個很有啟發性的故事,「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告子)那些天天早晨起來到牛山砍木頭、揀便宜的人,有多少自覺在做壞事呢?

所以人的行為不能光靠倫理引導,也需要有制度加以規範與節制。儒家雖然非常重視信,唯如無正當的道理堅決守信,孔子和孟子都不鼓勵。子貢問士,在孔子講出第一等與第二等之士,再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論語‧子路)當子貢問到「管仲非仁者與?」孔子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孟子則說:「大人者,言不必信,信不必果,唯義所在。」(離婁)

社會資本

李國鼎注意到的從五倫到第六倫的問題,亞當‧史密斯在200多年前已經發現,而且提出了他的理論。也許這是所有國家從傳統停滯(stagnant)經濟走向現代成長(growing)經濟都必須經過的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

史密斯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說4,在法規和制度尚未發展到足以周全保護人民的安全和利益的農牧社會,同一家族的不同分支通常傾向於集居於一起,以建立對外的共同防禦。他們彼此互相依靠,和諧增強他們之間的合作,分歧使他們的關係削弱甚至受到傷害。他們之間的交往多於和其他族群之間的交往;同一族群中不管多麼疏遠的成員也主張和其他成員有一定的關係,希望得到與眾不同的對待。

但在法規制度已發展到相當程度足以保障即使最卑微之人的現代「商業國家」(commercial countries),同一家族的後裔不再有聚集而居的動機,自然隨了利之所在或興之所至散居各地。用不了多久,他們不僅彼此失去關懷,也不記得原屬同一來源,以及他們祖先之間的關係。文明愈發達家族的關係愈疏遠。史密斯說,親情在英格蘭即較蘇格蘭疏遠,雖然蘇格蘭的文明程度日愈追上英格蘭的水準。

史密斯甚至認為,父子兄弟之間的親情只是慣性的感應,由於居住在同一個屋頂之下共同生活而產生。如子女遠離、兄弟分散,情感隨之淡薄。他認為與人方便使自己方便的利益,增進了我們和工作上的同事以及生意上的夥伴如兄似弟的情誼。鄰居們同住在一個社區也一樣。好鄰居有很多方便,惡鄰居有想不到的麻煩,自以和氣相處為宜。

人生活在社會中,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有不同的自處之道,產生不同的社會效果。社會環境不僅直接進入我們生活,影響我們的福祉,和諧愉快的人際關係讓我們感到幸福,社會環境也進入經濟運作的機制,影響經濟效率和經濟成長。這個社會環境可稱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具體的說,社會資本包含以下六個項目:人的行為(human behavior)、人際關係(social networks)、引導行為和人際關係的價值(values)、約束行為和人際關係的規範(norms)、使價值與規範發揮作用的實施機制(enforcement mechanisms)、以及這些機制所依附的各種社會組織(organizations)。

這六個項目可分成四個層次。最上層是行為和人際關係。這兩個項目直接、間接影響我們的經濟活動和人生福祉。誠信的行為、和諧的關係使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降低、效率提高,也使人生活愉悅。我們說話有人相信是因為誠實,我們借錢有人願借給我們是因為守信。誠信原是完美人格的重要元素,但也有其實用的功能。然而由於絕大多數的人誠實守信,少數人的欺騙才能得逞。孔子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一個爾虞我詐、缺少誠信的社會,我們要付出多少額外的成本!所以社會要有健全的制度,獎善懲惡,不讓好人吃虧、壞人佔便宜。

第二層是價值和規範。價值引導人的行為使其追求人生和社會的共同目標。正如亞當‧史密斯所說,人性有利己的成分,也有利他的成分。利己讓我們追求物質欲望的滿足,因而產生經濟價值,包括所得與財富;利己也讓我們追求社會欲望的滿足,因而產生社會價值,包括地位和名聲。社會於是利用「名韁利索」駕馭眾生,達成社會的目的;而社會的目的就是社會全體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幸福。利他源自同情與關懷,讓我們追求他人的幸福,從他人的幸福中感到幸福,從他人的悲傷中感到悲傷,產生倫理價值,表現為完滿的人格,正是人生最高貴的價值。

規範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包括非強制性但為社會所期待的禮節和習俗,機關團體對員工的要求和規定,以及有強制性的命令和法律等。觸犯法律固然會受到國家的制裁,不當的言行讓「路人側目」同樣是一種社會制裁。

第三層是支配價值和規範使其發揮功能的機制。最下面一層是組織,包括家庭、學校、公司和其他形式的營利機構、宗教、政府、法院、各種非政府、非營利團體…等等。用現在流行的話說,第三層是軟體,第四層是硬體。軟體依附在硬體上,硬體藉軟體發揮其社會功能。以公司組織而言,公司治理和企業倫理就是其達成經營目的、並維護社會公平的軟體。以學校而言,教育就是其達成人文化育、促進知識進步的軟體。第三層和最基層就是通常所說的制度,廣義的制度包括第二層在內。世界銀行2002年的《世界發展報告》,開宗明義就是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制度派大師諾爾茲(Douglass North)的話說5:
「我們如何解釋富裕中持續的貧窮?如果我們知道富有的來源,窮國為什麼不逕採其致富之政策?我們必須創造誘因,引導人民投資於效率更高的技術,增加他們的技藝,並組成有效率的市場。這些誘因都存在於制度之中。」
 

1 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Building Institutions for Markets》, p.5。
2這篇專論的題目是〈經濟發展與倫理建設─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群己關係的建立〉,發表於1981年3月28日《聯合報》。
3 請參考拙著《人生在世》,聯經,2003,p.28。
5 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 Part VI, Section II, Chapter 1。本文作者在其《人生在世》(聯經2003)第二十三章和《理當如此-企業永續經營之道》(天下遠見, 2004)第九章都有介紹。
5同註1,p.3。